[1]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Innovation in the making
牛津创新手册——创新的形成
Jan Fagerberg ,DavidC.Mowery ,Richard R.Nelson
1引言
大部分创新都发生在企业或者其他类型的组织中。《牛津创新手册》的该部分主要介绍创新过程的组织结构和背景的现有理论。第2章由拉佐尼克（Lazonick）撰写，从历史的角度描述了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过程，即由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小型企业过渡到20世纪美国和日本的多部门、多元化的工业企业，进而发展到当前关注的“新经济”和以网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第3章，鲍威尔（Powell）和格罗达尔（Grodal）从更广泛的角度论述创新网络的作用。第4掌中，帕维特（Pavitt）重点分析了企业内部的创新过程，同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广泛研究，给出了一个关于影响大型企业创新绩效与管理诸因素的分析视角。在第5章中，兰姆（Lam）介绍了企业在组织创新中的经验。最后，史密斯（Smith）在第6章中论述了创新研究、对创新相关的活动进行测度的不可分割的先决条件。
2创新型企业
是什么使得企业具有创新力的呢？创新型企业的特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企业是如何将生产性资源转变成消费者需要的，并且有能力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为了实现这种生产性的转变，企业必须致力于三类活动：战略、财务和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创新过程的这三种活动中、不同制度环境下以及在任何时间点上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必须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分析创新型企业。接下来，以著名的创新型企业理论为基础，推导出“创新型企业的社会环境”的研究框架。并以“马歇尔工业区”为例关注创新能力的区域聚集（agglomerations）,它曾在19世纪末推动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国家。随后，分别对美国的经理制企业、日本模式里创新型企业的出现和发展进行了分析探讨。最后从本章中对创新型企业战略、财务和组织的历史比较的研究角度，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第一，创新型企业的实力比较经验意味着，企业所有权的形式对于了解支持创新企业的战略控制类型来说，并不是关键因素。第二，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投入最根本的来源应该是企业自身创造的资金。第三，决定企业实际具有创新能力的因素是组织整合。
3创新网络
网络通过使企业接触到新思想，快捷获取新资源，提高其转移知识的能力，对企业的创新能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式的合作也可能使创新的分工成为可能，这样就能使企业有可能完成它们不能单独完成的目标。关于联盟的研究证明了对互相学习的投资和对各种合作组合的投资是与专利的增加联系在一起的。获取专利知识创新过程的一项投入，而这些经验性结果的优点是强调了获得各种异质联系的重要性。
本章认为，知识的性质----定义为隐性和显性----是决定网络成员是否能有效共享信息和技能的重要因素。基于创新分工的网络可能会有利于以已完成的投入形式转移隐性知识，而对于那些涉及共同创造新思想的网络来说，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其传递和转移不易编码的知识的能力。另外一个对创新网络的重要挑战是发展网络的容纳能力，以提高网络现有参与者之间的信息流量并向新进入者开放。在网络内部即增加凝聚力同时又能认识到有价值的新思想的源泉----这种双重考验是常人难以经受的住的。一些研究认为强关联和弱关联的结合能够适度的平衡可靠性和新颖性。
4创新过程
尽管科学知识基础在以惊人的速度进步，然而在组织的技术诀窍和创新过程上缓慢但稳定的发展却既没有秩序也不易描述和管理。在产品和知识生产上的日益专业化也增加了复杂的程度——产品本身的复杂化、作为其基础的知识的复杂化以及为企业发展和商业化开发而采用的组织形式和实践活动的复杂化。本章的结论认为：第一，创新，尤其是根本性的创新，在技术和商业结果上具有不可预知性。第二，技术创业并不是通用的管理技能，根本性突破和新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特定技术领域或特定地方的特殊能力。第三，重要的创新决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是在不确定情况下专业群体为自己的利益争执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对成本、利润和可测算的风险进行仔细评估和权衡的过程。最后，只有两个创新过程是永恒的——协调和整合专业化知识以及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学习。
5组织创新
本章从三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角度来理解组织和创新之间关系的本质：组织的结构模式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创新作为一种组织内学习和知识创造的过程、组织的变革和适应能力。最后认为组织创新可能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仅仅将组织创新过程看成是对外部力量的反应，要更多的关注产生这些前提条件所必须的组织内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这就要求关注学者们能够更多地考虑到学习能力、价值观、兴趣爱好和权利这些组织内生的力量在影响组织演进和技术变革中的作用。
6创新测度
尽管目前在对创新数据种类和数量的研究中共同体创新调查（CIS）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受到了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于CIS在创新投入和和产出方面定义上的限制，以及已经被制造业采用的方法是否可用于服务行业。在创新的产出问题上，有关“变化”的技术定义显然限制了能够研究的创新形式：CIS的研究对制造业非常有效，但对完全不同的服务行业及服务行业的无形产出，CIS就不一定适用了。相似的问题出现在创新的其他非技术方面，如组织变革。并且在R&D和非R&D的创新投入方面，还不清楚企业创新活动中的多大部分能够被CIS方法中的创新产出种类所衡量。尽管如此，研究者们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对已有的数据来源做更好的综合处理，在对当前国家竞争力测度是综合运用多重指标就属于此。另一个可能的趋势是适应于特殊要求的新调查工具的继续发展。
供稿人：徐佳君（区域经济学2015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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